“农民的性格是松散的，没有监管，总会偷懒。”我对农民的刻板印象形成于2000年。当年，我兼任退耕还林专业队长，曾雇用3个农民工在荒坡上点种柠条籽。三个月后验收时，发现上百亩的荒坡上居然没生长出一株柠条幼苗！最后，在沟底的水冲坑洼内，找到了被丢弃的半袋柠条籽。
农村工作，少不了隔三差五动用义务工。名义上是义务工，可村委也需要每人每天支付80元左右的劳动报酬，接近于社会临时用工平均工资。即使这样，村民在参加集体劳动时，还是出工不出力，多数“磨洋工”。在一次环境卫生整治检查中，我看到十几个村民一字排开，优雅地轻轻划动着手中的扫帚，地面上几乎不留痕迹，场面感人：这哪里是劳动现场，分明是一场反映劳动场景的歌舞剧！而这次农村防疫工作，却完全颠覆了我对农民集体主义的认知。
2020年大年初一，乡里安排各村设置疫情防控卡点，严密监控进出车辆和人员。“春节期间，村民是否愿意放弃与家人团聚到村口值班值守？”我心里打鼓。乡里派人到各村督查，结果发现没有一个村存在人员不在岗问题。“坚持几天可以，时间长了，肯定会麻痹厌战！”这是我的经验判断。10天过去了，20天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，无论在晨曦中，还是在夕阳下，各村防疫卡点的值守人员，居然无一缺位。没有遮风避雨的帐篷，天冷了，就烧根枯木桩，围着取暖，没有一人叫苦叫累。每位值守人员都能始终坚守岗位、恪尽职守。遇到亲戚朋友进出村口，想图省事不进行体温测量，不行！即使县委书记进村，也被要求严格登记。
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我进行了深刻的治村反思。原来，农民缺乏集体主义，对村务漠不关心，不是群众抛弃了集体，而是集体抛弃了群众！不是村民不关心村务，而是村务远离了村民。对疫情群防群治，村民都深感既涉及自身利益，也事关全村安危，是大事，更是实事，所以坚决拥护，积极支持。
盘点我们的不少基层工作，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行政任务，表面上看都是为群众办好事，实际上却漠视了群众感受，所以群众不支持。缺乏农民的积极参与，使得一些惠民工程成了面子工程、形象工程。进行村容村貌整治，干部抱怨村民思想落后，不主动参与，村民指责干部“作秀”：为什么面向公路的一侧焕然一新，清洁宜居，而面向村民的一侧却破败不堪，垃圾成堆？扶贫干部忙忙碌碌，加班加点，多半时间都在填表，完善资料，确保国网省网、线上线下数据统一。贫困户不配合工作，帮扶干部觉得贫困户不懂感恩，贫困户也有话要说：你们体制内折腾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，凭什么要让我们放下农活去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！
涉农问题研究，如果把农民当作外星人，不能够站在农民的立场思考“三农”问题，即使走遍所有农村，深入全部农户，也很难真正吃透农情。更有不少“专家”，热衷于站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园来眺望遥远的中国农村，重国际前沿理论，轻农村实地研究。吃不透农情，使得不少政策，初衷是为了解决某个老问题，结果却制造出了更加棘手的新问题，而解决新问题，可能需要我们付出十倍于解决老问题的沉重代价。比如，在全面免除农业税的时候，明确规定不得再向农民征收历史农业税尾欠，这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：老老实实照章纳税的农民不会再轻易相信政府，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急剧下降，而因偷奸耍滑得了便宜的村民会更加变本加厉，农村道德迅速滑坡。
列夫·托尔斯泰在《安娜·卡列宁娜》中的一段精彩篇章，值得全体“三农”学者和农村干部深刻研习体味。“谢尔盖（城市官僚，农场主列文的哥哥）总说他了解并且爱护农民，他时常和农民们攀谈，他懂得怎样谈法，不摆架子，也不装模作样，从每次这样的谈话中，他都引申出有利于农民的一般结论，证实他是了解他们的。
列文（农场主）不喜欢对农民抱有这样的态度。对列文来说，农民只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与者，而且虽然他对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，——如他自己所说的，那种感情多半是他吸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进去的——虽然他作为一个共同劳动者，常常赞叹这些人的力气、温顺和公正，但是面对农民的粗心、懒散、酗酒和说谎，就往往激怒了。要是有人问他喜欢不喜欢农民，列文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。他对农民恰如他对一般人一样，又喜欢又不喜欢。自然，以他这样一个好心肠的人，他对一般人是喜欢比不喜欢成分居多，对农民也是一样。但是他不能把农民当做什么特殊的人物来爱憎，因为他不只是和农民在一起生活，和他们有密切的厉害关系，同时也因为他把自己看成农民中的一份子，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优缺点，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。”150年前，列夫·托尔斯泰就对农民问题认识得如此深刻。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打开观念的围墙，视农民为兄妹，大胆创新农村工作，找到一条新时代治村之路。
